一个西方人的第一眼往往会形成决定性的印象：北京这是一个每日都会有新建筑开工的城市，而大量的建筑物看上去却是简易的和临时的；到外尘土飞扬，同时亦种植了许多树木花草，人声噪杂；总体结构的严谨与呆板，空间分配的混乱无序。无论是建筑物还是行人的交通往来莫不如此。

然而我们不妨看得再仔细一些。

一、 道路网络系统

在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区中，中轴线是南北走向的。

在今天的北京城，这一结构依然可见。中轴线通过鼓楼和景山，然后是紫禁城、天安 门广场、前门，一直往南延伸至前门大街，往北则越过钟鼓楼直至旧鼓楼。这条中轴线将北京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分别由东西两条北南走向的西单大街和王府井大道来象征。

50年代城市大规模改建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城市比例和中轴线。

这一主轴线在其北部与南部均有两条辅助性轴线与之相配合。这两条辅轴线虽不甚明显，然而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位于皇宫南端的天安门广场占地42公顷，显而易见，它已成为新的城市中心。这是一个空虚的中心，开放的、可以使用的中心，是人民的广场，新时代的象征。紫禁城的封闭性与广场的开庭性恰成鲜明对比。天安门广场在东西与南北两条中轴线的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召唤式的开放空间。

第一次旨在开放北京城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举，随后由于建造了环形公路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①一条小内环线；②在原城廓的的遗址上建立起的二环路；③1994年启用的三环线，将自北京至郊区及外省市的道路相互连接了起来；④四环路则更加充实完善了这一基础设施。

这一基础设施的道路结构令人一目了然。

我认为。这一道路结构较好地体现了开放的愿望，同时又立足于中国城市建设规划传统，这就是将空间等级化、方针化。

这一联想使人考虑到北京人口的往来交通问题。这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二、 植被网络

我们业已看到，在旧城中植物往往出现于由围墙包围起来的私人空间里。最漂亮的花 园对绝大部分居民而言是不开放的。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师们根据多年积累的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出于明显目的的从此之后实现将绿色花园平民化的愿望，决心优先种植花草树木。今日北京四处可见花草树木，而且看来得到所有人众口一辞的称赞。

首先主干道变成了两旁夹树的林荫大道，由此划出一些更为安静的空间供骑车者和行人使用，这使他们在某些情形下置身于绿色林带之间。

大大小小的公园为数不少。一些旧花园经过修缮之后已向公众开放，花园中的亭台楼榭通常被修缮一新并被布置成博物馆。同时，一批新的公园亦已兴建起来。那些专为儿童嬉戏场地而设的公园亦为数众多。人们很快便会发现，这些公园的设计与建造乃是一门真正的艺术，它起源于古老而传统的对大自然的体认。在这些公园里，植物和山水，人工建筑物与自然景观巧妙地叠合在一起，极富特色。

这些公园获得人们的赞许，而且被广泛地加以利用（公园自清晨6点至晚间9点或10点对公众开），这些公园明显地构成了城市真正的肺部呼吸系统，这是些宁静静谧的空间，人们可以到此来锻炼自己的身体或放松休息一下。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于街市上的热闹繁华与公园时的宁静静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赞叹不已。

沿着环城大道而建构的绿色空间，非凡是三环路两旁的绿色空间，也得到很好的利用。然而这些绿色空间并不具备那些闹中取静的公园所具有的优点，因为那里明显地过于喧闹，而且受到汽车排放的废气的污染。尽管如此，这些绿地仍然能够在城市中非凡是居民区一带的快速道路旁减轻人们视觉上的突兀感。

三、 城市功能的再分配

自1949年起，北京城便应当能够担负起新的功能，而其它原有的一些功能则显得过时 了，这就必然导致城市空间设计结构上的一些变化。这一变化充分体现在城市比例的变化上和对城市功能及对社会活动进行重新地域分布的安排上。

例如，天安门广场被用来组织盛大的群众集会。广场四周建筑了象征中国人民权力的建筑物（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及一些重要的会议场所。过去为统治阶级所专有独享的一切现在则必须开放，象征着将中国社会截然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围墙则必须加以推倒拆除。

沿着作为新的城市规划设计的象征的宽广的长安大街，栉次鳞比的是体现城市诸多新功能的建筑大楼，如国际电讯大楼、中心电视台、中国民航公司的总部、民族饭店及民族文化宫、电报电话大楼、部队营房、火车站等。除此之外，尚有宾馆饭店、大型商场、国际俱乐部和外交人员公寓；随后还增建了一些国家部委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博物馆、医院等。

城市的商业功能则集中体现在原鞑城区，尤其是西单与王府井一带。

最初优先考虑的显然是发展工业生产和民居的建设，即发展工业和给予每一个居民以足够的可供居住的空间以及基本的舒适条件。在这方面涉及到一些空间比例的变化，因为工业生产要求巨大的厂房面积，而居民住在工厂四周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企业单位经常占地面积庞大，而且往往在单位四面建设起为日常生活所必须的一切设施、如住房、学校、社会福利设施、食品供给系统等。

大学也相应地采用企业单位的模式。大部分院校经过重新融合后被安置在城市的西北部地区，校园亦异常开阔。

改革开放的政策带动了各个方面的各种活动的展开，然而最为突出的当首推商业活动。

今天在空间答应的任何地方，商业功能似乎都在发挥作用。西单看来仍然是为北京人偏爱的商业区，但是人们也不无惊异地看到商贩们如雨后春笋般的大量增长。从最基本的街头摊点到装饰最为豪华的商场，他们无处不在，销售着五花八门的物品。

消费事业的发展（既有最新产品亦有更为传统的产品）在某些地区某些时候达到了近科疯狂的地步。消费活动充斥于北京的城市全景之中，伴随着各种色彩、各种气味和各种非凡的音响，伴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构成了城市风光的特征之一。然而，由于消费活动在人们非凡是年轻人心中激起来的对金钱的渴求，消费活动亦构成了城市已面临的某种危险之一。

四、 建筑群

给人以第一印象的是北京城内旧城区与50年代初兴建起来的新城区的巨大反差。一方 面是由围墙圈住的密集低矮的房屋群，虽然地段规整，但空间狭窄，通常由一个公共空间将一些十分相同的院墙和院门（统一的高度、颜色和整体系统性）连接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拔地而起的大厦和新建筑群，在这两者之间空白地带渐渐由许多杂乱无章的或临时性的建筑物填充起来。

若走近它们仔细观察，人们便会辨别出一些不同年代的建筑物。

在苏联技术援助下完成的建筑从整体上讲是比较密集型的，它们反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于空间的观念，反映出一种沉稳与厚实，一种对于牢固和严谨追求。然而人们可以从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中发现一种柔韧性，一种轻便，一种透明度，因而经常给人以较为脆弱的印象。

建筑物与自由空间的联系也是非常不同的。在苏联模式下完成的建筑一如人们通常在西方所见到的那样，植物被设计为一种陪衬，一种景色的点缀。然而在中国人的空间观念里，自然景观与人造景观似乎是天衣无缝地叠合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由空间有一种安闲自为的独立价值。

还有，苏联模式下建造起来的公共建筑经常具有纪念碑式的特点，对周边空间的影响很大。

因此人们轻易辨认出那些被明确划定并被围墙包围的地区，这经常是些工作单位，正如我们所见，乃是由用于各种活动的建筑物、居住楼群和附属设施如学校、体育卫生设施、食品商店等构成的整体。令人感爱好的是在这些地区可以注重到下列现象：

① 从外观上看，工作单位通常由红砖砌成的3层或5层楼的建筑群构成，楼房四下排 列成行，马路两边种植树木，而且各条马路均互相垂直相交。在某些建筑群中，通常由3～4栋楼组成一个单元并在其四周形成一片花园式的楼群内空间，这些在楼脚下形成的庭院式花园似乎发挥着与"胡同"一样的功能，孩子们在嬉戏玩耍，大人们则在健身，其他人或是读报或是休息，这里通常有一种轻松、平和、宁静、愉快和家庭式的气氛。

② 社会性单位亦然，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可以通过其外观辨认出来，通过其 结构明晰性人们很轻易为其定位。它在整体上给人以安全感，因为它由院墙包围着，并有专人警卫，人们不能随时随意地进出；它有大门，有界限分明的路径。母亲们很轻易从窗口照看自己的孩子。在可能通行汽车的条件下，汽车进入居民区及其在居民区内的行驶均受到限制。每一栋楼的小型规模使居民们很轻易地相互熟悉与了解，并使不速之客很轻易被辨认出来；人们都相互熟悉。楼脚下绿地公园的维持的质量说明存在着一种有效的集体主义精神，人们可见居住区内卫生整洁，植物保护与丰富多样性都得到很好保持。

③ 另外一些建筑则体现出一种新的比例上的变化。大型的重工业企业被迁往市中心 以外的地区，其原因不仅是由于企业需要更多的空间，也是为了防止对城市的干扰或污染。在城市的主干道两旁耸立起一些政府机构大厦和办公大楼、写字楼。由此开始，一方面发展国际金融贸易区域，另一方面发展工业区域的建设。

办公楼与写字楼建设，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的展开给中国建筑学专家们带来了一些新的建筑学观念。那些摩天大楼呈四方形，完全自成一体，完全是美国的建筑风格，它与上文所谈到的由围墙包围起来的空间结构形式截然对立，因为在美国式的建筑中，自由空间与人造空间的水乳交融完全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由于相同的围墙而形成的道路的同一性。在美式的建筑物中重点强调的是外观的气派，旨在体现使用者所代表的企业的繁荣与成功，企业的独特性质与专业领域。而大楼的内部空间则是一个满载的空间，由标准的、西方式现代化了的办公室构成。大厦的高度及其规模往往使建筑师们考虑如何在大厦脚下设计出一块开放式的空间，以便从横向的角度与大厦纵向规模取平衡。

④ 假如说这种比例上的变化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而此意义由于这种比例对于大单位或 对于大企业的总部选址提供了诸多便利因而易于为人理解与接受，那么假如将这种形式转换成居民住宅楼的话，则将为日常生活提供诸多不便。 　　

在新的东西走向的宽广的中轴线上，住宅大楼显然楼层更高，尤其是位于三环路两侧的住宅楼。此种安排当然强化了视觉上的突兀感，同时却也使主干道轴线更加具有质感与力度。在这种住宅楼群内，人员进出似乎更为方便而人口的密集居住则节省了空间。

⑤ 尽管如此，我在多处不同的社区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征兆。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时 间内，人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引起重视。

在住宅大楼内部，那些公共空间如入口、楼梯与纵向通道等通常维持得很差。到处可见破损而未予更换的玻璃，大楼破旧抢修，杂物随意挤占空间，卫生状况糟糕。看来住在同一大楼内部的居民之间相对而言很少往来，甚至同一楼层内的居民亦是如此。而大楼脚下的空间维持得很差，十分肮脏，似乎怎么没完没了地打扫地无济于事。这一切显示出，住户们很难自觉地感到与自己住所的大门之外的一切有什么关系。在这种住宅大楼内，人们无时不感到社会生活发展强度和前述的社区生活的发展强度相同，因为在这种住宅大楼内，人员太多，人们无法理性地使自己去试图熟悉每一个人。同时，在每户私人居住的空间之间缺乏一种中间地带，正如居室与外部空间缺乏中间地带一样。不存在像上文所提到的庭院或胡同那样的相邻空间以保护人们免受不善的目光的窥视。现在这里的社区已经完全开放了，假如说过去还有围墙的话现在亦已被拆除，没有任何东西再来限定社区的空间。对孩子的监管变得愈来愈困难，而在楼下户外活动的成年人会愈来愈稀少，因为那儿的空间并不太舒适，且无适当的保护措施。在这些十分敞开的社区内，当住宅大楼太太高时，大风便能够畅通无阻。由于高楼导致的涡流地带效应和穿堂风效应，大风导致的令人不快的后果便会成倍增加。植被空间的沃土层往往会被大风席卷而走，因而植被的成长显然要更为困难。对于那些直接位于主干道两侧的住宅而言，车流的噪音愈来愈烈，连同其它的危害一起，打搅并破坏了居民们的身心休息。

对于新住户而言，改变生活环境是一件大事，然而要适应这悠闲的环境则有些困难，究竟生活座标点的改变幅度过于大了一点，此外，人们还产生了不安全感，因为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中国职工过去习惯了生活环境，如系统地、自动地被分配给住房，分配给工作，分配给一切这样的传统生活环境正在逐渐消失。

由工作单位建房或在工作单位内建房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日常往返的交通问题。然而居民获得住房的可能性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独立职业活动的发展则有可能增加人口流动交通的次数。在这些社区，危险在于能够看到些边缘人物的行为在滋生与发展。尤其是对于青年人而言，市场上提供了人们竟相追逐的价格十分昂贵的新产品，然而青年人却无力购买或享受这些新产品，因而他们的攻击性不断增强，铤而走险者不断增多。

五、 北京市应该面对的三重挑战

通过发展一种既不破坏社会结构组织而又能够使其正常运行、能够自我更新改造且能 适应其新的环境的城市建设的结构形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长期居住人口的生活空间的需求、住房需求和就业需求。

我以为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考虑到每一个人对于他所能够把握的日常生活环境的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人们早已发现的问题，如在法国我们称之为郊区的问题，我认为，为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习惯的忽然断裂可能会使社会生活严重失衡。

在一个布满了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国家，在一个经济加速扩展的时期内，需要保持或获得为首都的功能所发需的各种特征和手段。

北京市对于中国其它省份而言乃是一个历史文化中心和行政中心，因而从其它地区前来观光的人数目很大。这种角色要求北京市：使城市规划一目了然（就目前而言起步起得很好）；提高帮助人们进入首都的运输手段的质量（公路铁路和飞机）；提高帮助人们进入重要活动场所的手段的质量，这就意味着发展公共交通事业并使之畅通无阻。（这一问题因时间阙如未予涉及，然而它显然在北京的大都市身份的演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保留中国城市的特色的同时，跨入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并加入到全球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联系与合作的网络中去。这就意味着要具有一些非凡的设备，如一流水平的国际机场，足够的宾馆饭店设施等。然而城市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时不到位而且豪华设备的数量明显不足，甚至反而是令人恼怒的，如电迅手段的城市交通手段等。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商人而言，没有什么比住在一家豪华的，房间价格十分昂贵的宾馆里而手里的电话机却无法使用这种事更令人恼火。

北京市的三重身份缺一不可，因此，这三重方面必须同时加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