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光是建倒掉的房子吗

      慈善组织是台湾社会结构中非常活跃的一支。台湾佛教慈济慈善基金会在9•21地震后，以社会之希望在于教育计，启动了“9•21希望工程”，出资重建50所学校。希望工程中，慈济会完善的指挥系统及工程质量监督机制，被评价为“表现相当出色”。

      9•21地震发生后，慈济会的志工（志愿者）第一时间进入灾区。但囿于传统观念，其心理专家队伍30天后才来到南投，导致效果不佳。这次失误使他们意识到，受灾民众的心理建设不能仅靠后来由专家来做，而应在日常的志工服务中就导入。

      这样的经验已经用于此次5•12地震。慈济会志工进入四川灾区后，非常强调通过日常行为给灾民以抚慰和力量。他们会紧紧拥抱一个人，用身体和他交流。他们会给老人擦身、洗脚，直到老人露出满足的微笑。

      在四川某县，志工在和县人民医院院长的交谈中得知，地震后这里已有3个人上吊自杀，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而这似乎印证了台湾NGO人士冯小非所强调的。她归纳从救灾到重建的次序为：安置－安心－安居。安心是最关键的，而要让灾民安心，就要让他们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并不最重要。你政府可以不知道，你可以去跟他们说，我们也正在讨论方案，那么，可能需要半年，你们不要担心，这半年政府会管你们的。”冯小非认为，这会是一种良性的沟通。

      冯小非在9•21地震后第二天就从台中市来到南投县中寮乡重灾区。她和朋友们在这里看到老乡强韧的生命力，看到“老人家比中年人坚强，女人比男人坚强”。于是他们留下来，办社区报，办社区教育。他们在《中寮乡亲报》上明志，“我们愿与中寮的乡亲站在一起”。

      她并不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地震产生了很多缺口，让一些人的生命经验可以卡上去，做一些事。”而像这般的心理种子，从台湾上世纪80年代“解严”后，便在社会里萌动。9•21地震中，它们发芽了。

      9•21地震后，乡扮演了重建的基本单位。“之前的规划权力，在中央和县，只有这一次下放到了乡。”全程参与了重建规划的台湾规划师张兴杰介绍说。

      他把这视为一种积极的变革。尽管作为规划师，和乡一级的基层干部对话起来“会比较困难”，而且工作繁杂了不少。他曾遇到一个乡长，满脑子想着“现代化”，要把山区铲平，重建规划中便想借地震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这让张兴杰很头疼，“幸好后来被环境部门卡下来，要不我就成破坏自然的罪人了”。

      依据台湾“行政院”的灾后重建计划工作纲要，重建工作分为4大部分，其中公共建设重建、产业重建和生活重建这3项，由“中央”主导，民间支援，地方配合。至于最复杂也最困难的社区重建计划，主要靠地方主导，民间参与，“中央政府”则提供人力与经费上的支援。

      主导权的下放，其实反映了对重建的理解。所谓“重建”，是个什么概念，包含哪些范畴？重建建什么，光是倒掉的房子吗？张兴杰以为不然。“重建，当然包括家园意识、社区意识、部落意识的重建。”他强调道。

      作为重建计划的重要一环，张兴杰还专门提到了震后不足一个月就成立的“财团法人9•21震灾重建基金会”。成立这个基金会的目的，主要是管理政府收到的捐赠善款。各界善款除一部分流向慈济会等民间团体外，其余流向政府，数额超过150亿元。基金会便是对这笔善款的走向负责。